水，是生命之源。但在远古时期，水却更多地是危害和灾难之源。人们常把它和猛兽连在一起，称作“洪水猛兽”，以喻遇到的极大祸害或灾难。据《尸子》记载：“燧人氏时，天下多水”。此时的中华先祖们，面对滔滔洪水，除了逃避或死亡，可以说“无能为力”。

　　最先向水害发起挑战的，是生活在古河东一带的中华先祖们。中国历史上三大治水功臣都是运城人。第一代是女娲，第二代是大禹，第三代是李冰。女娲是华夏治水第一人。据《淮南子·览冥训》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我们的祖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身为万众之母的女娲，忧心如焚，就“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太平御览》），解除了灾难，使先民们安居在天雨淋不到，洪水冲不着的洞穴中。

　　而治水成就最大的当数大禹。《孟子·腾文公上》记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也，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禹的父亲鲧(gun，三声)，受帝尧之命，治水于今天的运城市芮城县境内。他用筑堤截流的办法治水九年，反而积细成巨，使水害愈演愈烈，最后受到惩罚被杀。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年轻的大禹，也激励着他下定决心根治水患，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新婚第三天，禹便离家治水。他深刻反思并汲取他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面对水蓄不泄，一片汪洋泽国，改“堵塞”为“疏导”，顺乎自然，因势利导。大禹首先凿开龙门(今运城河津市)，分洪下泄。自此，龙门亦称禹门。然后，他又率领民众，开山挖河，把滔滔洪水成功地导入河海之中，平息了水患，解除了百姓的灾难。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为后人留下了开三门、望夫台、错开河、米汤沟、禹王城、大禹庙、大禹渡、禹王坟等众多遗址和美丽动人的神奇传说。特别是他居外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迹，更是被世人传为美谈。后人为了缅怀大禹的功德，表达心中的敬仰之情，把他与尧、舜一起并称为古代“三圣王”。

　　女娲和大禹以他们的聪明智慧及英勇无畏、坚韧不拔的治水精神，影响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河东水利人。公元前256年秦昭王时，时任蜀郡太守的李冰(运城市解州镇郊斜村人)与其子率众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使洪旱灾害频繁的川西平原变成了“水旱从人，世无饥馑”的鱼米之乡，蜀地也因此被人们誉为“天府之国”。公元605年～617年隋大业年间，姚暹(xian，四声)任都水监时，对东起夏县尉家洼，西至永济市伍姓湖，横贯运城市区，长达120里的永丰渠进行了大规模的加宽加长，整修疏浚，既排除了洪水，保护了盐池，又恢复了舟楫之利，使河东盐池“岁得盐万斛，以给京师”。后世为了纪念姚暹的政绩，就把永丰渠改名为“姚暹渠”。至今，“姚暹渠”还被作为集防洪、抗涝等为一体的水利工程被后人所利用。

　　前人治水轶事，部分被后人用“水利石刻”的形式记载下来。河东水利石刻，上起东汉初年、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时间跨度近2000年之久，直接反映了水资源开发利用在河东地区社会变迁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生动的河东水利发展图景。

　　“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许多以水性比喻为人、为政之道的论述，无不体现了水利与水害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留下的深深痕迹。人类文明正是在不断趋利避害、兴利除害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